合起来，在财政入项上，已达17亿贯。
当然，这个数据，比起建隆极盛之时，差距明显，倒推十五六年，当时帝国财计，每年进项可一度迫近2亿贯。不过那时的大汉帝国，正处在世宗皇帝统治的巅峰时期，政治清明，制度健全，执行度高，监督力强，河清海晏，四夷无事。
而全国的耕地面积，也突破了一千万顷，从南到北，自东而西，各种气候环境，水田、旱地、梯田，帝国田土，以各种形式被开垦出来。
可以说，范仲淹秉政期间，大汉帝国在物质上依旧具备雄厚的基础。只不过，帝国家大业大，摊子铺得开，各项支出开销也同样巨大。
养兵、养官、养吏、养贵族这种传统的、基础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，自世宗后期以来，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费、浪费也不用多说。
关键在于从正统六年到十二年这几年间，大汉帝国并不算安宁，天灾人祸不断，尤其是河北地区，持续几年的大旱，造成土地荒芜，粮食减产，带来饥荒，社会矛盾迅速激化，动乱与疾疫也随之而来
帝国在向前发展的同时，各种矛盾也在快速积攒，而最集中的一次爆发，便是「王则起义」，范围极广，祸及五州三
十余县，与众极多，叛军势大时，规模一度迫近十万。
王则起义的爆发，本质上在于帝国贵族、官僚的腐化堕落，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不断膨胀，导致对百姓压榨剥削的加剧，当连续的天灾降临，食利阶层趁机兴风作浪，地方官府则处置迟缓失当，再在「弥勒教义」的蛊惑下，方在河北，这个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便是核心统治区域的地方，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叛乱。
为了平定河北叛乱，朝廷也耗费了巨大代价，调兵十数万，前后靡费上千万贯，官民死伤数十万人，并且从事实上，打破了范仲淹对朝局的平衡协调，使他放弃了更为深入的改革改良。
到最后，范仲淹罢相，还与河北叛乱有直接关系
而在河北旱情终告缓解，叛乱逐步戡定的同时，在帝国繁华富庶的东南地区，在每年向京畿输送大量财税、粮米的江淮，也发生旱情了，严重程度，比之河北也不弱。
有河北之乱殷鉴在前，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，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，放在江淮救灾赈民事务上。虽然这个过程中同样腌臜事不断，但在江淮诸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防备与控制下，两地方才没有出大乱子。
而比起河北，发生在江淮的旱灾，对帝国的影响实则要更大，从后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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