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有杨侃、薛奎.
便是如此，欧阳修终其一生，也没有真正处在庙堂高位，掌握朝廷实权、重权，他只是名气很大，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。
但在大汉帝国真正的掌权者眼中，根本排不上号，更像是当家人们摆在殿阁间的一尊佛像罢了，而一旦言行出格，贬谪也就来了。
蔡襄，也是一代大家，清流领袖，他是出身闽学，如今更是莆田学派的当家人物；富弼、韩琦者，多年政事历练，早已是帝国政坛的后起之秀，闻名朝野，但一路都少不了张俭、杜衍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、扶持。
而今科的进士状元曾巩，他则是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《国史》欧阳修在房州时收的弟子，是其在“古文”上的传闻，这意味着什么，不言而喻。
便是范仲淹，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声，若非集娄江、睢阳这两大对帝国政坛具备重要影响力学院的光环于一身，他岂有位列宰堂的一日。
当然，范公最终能够入殿登堂，官拜尚书令，得“聚天下之望”，最为关键的一点，还在于世宗皇帝的培养提拔，还得有个好运道，正统皇帝“听话”.
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官吏成长环境中，范仲淹秉政的几年，也被后世之人，评价为“大汉帝国最后的公平时代”。
而即便一心为公的范公，其所维持的这份公平，也得打个双引号，因为他维护的朝廷体制，从根本上，是对帝国权贵们的维护。
一方面坚决维护帝国统治与律制，一方面又要打压限制作为统治基石的权贵官僚，范仲淹的执政，可想而知是在怎样一种矛盾、纠结与艰难之中度过的，说其苦苦支撑，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。
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，也正因为范仲淹之后，那种日益让人窒息、束缚的政治环境与升迁制度，才显得范仲淹在时，帝国那苦苦维持的清明，是何其难得。
然而，即便再固化，天下士林、寒门才士，终究还是有上升的可能，那条登龙之阶，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维护巩固，被勋贵集团作为装点的门面。
上升的途径，即便狭窄，毕竟存在
与之相对的，真正让人窒息的，还是军队。一百多年了，军功贵族们对帝国军队的掌控力，虽呈下滑趋势的，但其依旧拥有强大话语权。
另一方面，在军队官僚主义大肆抬头的同时，一些独属于军令、军政系统的规则，也更加固化了，最显著的一点，同样是提拔机制与上升途径。
到正统时代，帝国官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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