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：“陛下教训的是，是臣多嘴了！”
刘皇帝却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坐下，自个儿则再度陷入了凝思。
朝廷对边军后勤的供给，为什么要分批分部，搞得那么复杂，其根本原因，还在于把边军的后勤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，也保证对军队的控制。
但也造成了一个问题，那就供给上的大量损耗，李继隆的话是没说错的，这个过程中，有很多损耗都是无谓的，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采取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。
早年的时候，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，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，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，也是足以支撑，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。
但如今显然不同了，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，以大汉的体量，都会肉疼的。就说西南的云南、安南两道，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，就根本不现实。
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，再加上两次北伐、几次对外扩张，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，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。
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，到如今，就有半数的物资，是从太原调拨，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，只占一小部分。
但这些改变，于本质上，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，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，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。
归根朔源，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。早年，因为藩镇割据，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，集大权于中枢，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，军权、财权是动得最狠的。
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，从五成到三成，到两成，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，再有朝廷统一分配，进行统筹调用。
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，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，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，但同样的，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，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。
并且，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，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，不到两年，就被废弃，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，松脱绳索了。
到如今，地方每年财税，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、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，已经成为定制了。这还是朝廷税收，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。
当初，那是连粮食、绢帛、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，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，才是令人咋舌的，举全国之力，供养一个开封城，就是那时的现状。
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，对于军需供给，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，哪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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