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 年 11 月 27 日，农历十月二十八，西安已经下了入冬以后的第二场雪。
西北风从渭河滩上刮过来，裹着满岸的沙土，刮得西关外工地上的脚手架吱呀乱响。
灰扑扑的防尘网扯得歪歪扭扭，像块晒蔫的破布，悬在半空中晃。
这是西关外最大的一处回迁楼工地，上千个民工挤在工地深处的活动板房里，大多是从宝鸡、渭南、汉中来的农民。
那两年国企下岗潮正卷遍西北，城里的工人往南走，周边的农民往城里涌，西安城边上到处是这样的工地，到处是蒙着水泥灰的外乡人。
董利来这儿已经三个半月了，从地基开槽干到三层封顶，一分钱工钱还没拿到。
这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他拍了拍身上的水泥灰，从板房墙角拎起那件旧军大衣往工头办公室走。这军大衣还是他三年前从宝鸡号子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妈给缝的，领口磨起了毛，袖口补了两块不同色的补丁，却比工地上所有人的外套都干净。
他永远是这样，身上灰再多，领口袖口总收拾得齐整。但他的话永远不多，在工地上干了三个半月，跟同屋的人说过的话屈指可数，除了借火、问时间这类不得不开口的事，他几乎从不主动搭话。
工头老周的办公室在工地入口处的砖房里，亮着个昏黄的白炽灯泡，里面围着四五个人，都是老周手下的带班，正围着铁皮炉子喝酒。
帘子掀开的时候，一屋子的酒味和旱烟味扑面而来，裹着热气扑在董利脸上。
老周抬眼扫了他一下，没吭声，继续跟旁边的人划拳，搪瓷酒杯撞得叮当响。
“周哥，” 董利站在门口，声音低沉地问，“那三千块工钱，你看啥时候能结？我家里等着急用。”
“工钱？” 老周把酒杯往桌上一墩，酒洒出来半杯，顺着桌沿往下滴，“活都干成那熊样还有脸要工钱？三楼山墙砌歪了半公分，没罚你钱就不错了。”
旁边几个带班哄笑起来，有人吹了声口哨。
董利个子高，瘦，站在门口像根插着的木桩，听到那些人哄笑，他往前迈了半步回答道：“周哥，放线的时候就是这么放的，我按线砌的，砌歪了也不能怪我吧。”
他心里清楚，老周这是故意的。头天晚上他亲眼看见老周带着这几个带班的喝多了，醉醺醺地随手把墨线挪了半公分。
没人会替他一个外乡人作证，在这工地上，老周的话就是线，就是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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