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“一个年利润近十亿，纳税两亿多的企业，停一年还能扛住。如果停两年、三年呢？”
“那就要看谁耗得过谁了。”
张副司长摇了摇头：“包司长，你是在假设对方不会寻求外部帮助。这家企业背后站着字节、普华创投，还有经开区，甚至是江城市政府。”
包司长没有接话。
刘副司长把话接了过来：“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。停产整顿的合法启动条件是什么？必须有‘重大安全隐患’的客观事实。没有事实依据，我们无法对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下达停产令。”
张副司长补充：“如果伪造依据，那就是行政违法，在这个规模的决策里，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，对于执行者来说，是毫无利益的风险。”
会议室里的安静比之前更长了一些。
一直没开口的安全司一位副处长赵锐，这时候说了一句：“几位领导，如果抛开合法性的限制，从实际执行的角度看，如果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手段，最终都必须面对创始人本人。而如果一个人已经足够富有，他承受风险的能力和意愿都会显著高于常人。”
包司长看了一眼赵锐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压力手段的效果可能有限？”
赵锐很实在的接话：“不是可能有限。是基本无效。他能承受的代价，远远高于我们能施加的压力。停产、罚款、限制出境，这些对他都不构成致命打击。他如果想走，随时可以带着钱出国。而如果我们试图防止他出境，就需要启动限制出境程序，这需要明确的违法事实或国家安全审查依据，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。”
刘副司长沉默了一会儿：“那如果我们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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