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往港口的闷罐列车。
东京浅草区的一间小木屋里,十七岁的山田正夫正在给咳嗽不止的母亲倒水。他刚在印刷厂做了半年学徒,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。
门外忽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,两个戴着白袖章的宪兵闯了进来。
“山田正夫,征召令。”宪兵把一张泛黄的纸拍在桌上,面无表情。
山田的母亲,是一个头发花白、脊背佝偻的妇人,她颤巍巍地站起来,抓住宪兵的衣角哀求:“长官,他还小,他连枪都不会拿!他爹已经死在满洲了,求求你们,放过他吧……”
“妇人,天皇陛下的命令,每个家庭都必须奉献。”宪兵一把推开她,“再敢阻拦,以叛国罪论处!”
山田正夫没有哭,他默默地穿上那件宽大的军装,在门口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,然后跟着宪兵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身后的木屋里,母亲瘫坐在地上,捂着脸发出压抑而绝望的哭声,像一只受伤的野兽。
这样的场景,正在日本列岛的每一个角落上演。
日本国内的粮食配给已经降到了每人每天三百克糙米,肉和鱼早已绝迹,连红薯干都成了奢侈品。
街头的告示牌上用红漆写着:“为了胜利,请国民忍耐。”
但没有人知道,这个遥不可及的“胜利”究竟在哪里。
日本为了这场侵略战争,正在把自己的骨头榨成油,把最后一点国力燃烧成灰烬。
而万里之外的中国湘北,另一种燃烧正在发生,那是复仇的火焰,是民族觉醒的烈焰。
凌晨四时,湘北前线,顾沉舟的前敌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。
这是一间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简陋木屋,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,空气中弥漫着烟草、汗水和油墨的味道。
薛岳、陈诚、李宗仁派来的高级参谋全部到位,三大战区的二十条专用通讯线路在这一刻交汇于此,电台的滴滴声此起彼伏,像永不停歇的战鼓。
顾沉舟站在巨大的沙盘前,双手撑在桌沿,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标注着日军番号的红色小旗。
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,眼底布满了血丝,但身姿依旧挺拔如松。
“各部队报告情况。”
顾沉舟的声音很平静,话语却很利落,没有一句废话。
“东线,荣誉第一军、第七十四军全部进入攻击位置,炮火准备完毕!”
“西线,第十八军、第六十六军、第七十五军、第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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