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头。
“而你们引进技术的时候是一九八五年。那时候大包干政策至少在全国铺开三年了。当初这个决策显然有滞后性，不少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惯性里。反正有国家兜底收购嘛，我管你市场怎么变，我只管把东西造出来就行……”
这都是必要的代价，讲太多容易影响团结。
因此江振邦浅尝辄止，拿起笔在公式前面，又加了一行字：
【精准识别国内市场的真实需求】→学习先进成熟产品+本土化制造改良（微创新）=商机！】
“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要先有需求端的研判，再有供给端的引进。顺序反了，就是你们大拖厂的下场。”
江振邦放下笔，看着吴永胜：“其实你们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。约翰迪尔的技术图纸你们都有了，核心零部件的加工工艺也掌握了。你们完全可以在八六年产品遇冷之后，立刻把技术降维。”
“不做一百多马力的大家伙，改做二十到四十马力的中小型拖拉机。甚至还可以更激进一点，做手扶拖拉机和配套农具。”
“你用顶级技术去做中低端产品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你的成本控制、你的工艺精度，能把当时国内的小拖厂和手扶拖拉机厂打得满地找牙。”
吴永胜眼睛里的光亮了一下。
“但你们没有。你们抱着那个一百多马力的大家伙，守了十年。”
江振邦没有用任何指责的语气，只是用叙事的语气淡定的讲着：“为什么没能做出这个调整？原因也很简单；国企的国企决策机制是行政审批型的，上级要我们造什么，我们就造什么。要改产品方向，也得层层上报，区里的相关部门批完市里批、省里批完部里批……等批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何况你们之前赔了个底掉，再想要钱难如登天。”
“总之……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们学错了东西，而在于两个致命缺陷。”
他竖起两根手指。
“第一，你们没有建立市场信号的反馈机制。整个决策链条里，没有一个环节是面向市场的。你们的技术团去美国考察了四十天，有没有人花一天时间去东北农村问问农民，他们到底需要多大的拖拉机？”
吴永胜握着话筒的手松了，又紧了。
“第二，过去的计划经济不允许你们迅速纠错。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它的逻辑要求我们必须‘快速发现做错了并且立刻改’。我们发现做错了，但改不了，或者改的太晚了，那自然是不行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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